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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MBA MPAcc MEM写作真题答案解析
作者:零点启航教育 来源:李蹊教研室 发布日期: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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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MBA MPAcc MEM管理类联考将于2014年12月27日进行,李蹊教研室将在第一时间提供2015年MBA MPAcc MEM写作真题答案解析,请关注零点启航教育网,考试真题答案解析先赌为快!

以下是2015年管理类联考写作试卷真题答案及解析(更新中

四、写作:第56~57小题,共65分。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30分,论说文35分。
  56.论证有效性分析:分析下述论证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选择若干要点,写一篇600字左右的文章,对该论证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和评论。(论证有效性分析的一般要点是: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是否准确并前后一致,有无各种明显的逻辑错误,论证的论据是否成立并支持结论,结论成立的条件是否充分等等。)

  有一段时间,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忧心忡忡,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这种建议看似有理,其实未必正确。
  首先,我国部分行业出现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过剩,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象。只要生产企业开拓市场,刺激需求,就能扩大销售,生产过剩就会化解。
  其次,经济运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产品的供求不可能达到绝对平衡状态,因而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见现象,既然如此,那么生产过剩就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因此如果让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那就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再说生产过剩总比生产不足好,如果政府的干预使生产过剩变成了生产不足,问题就会更大,因为生产过剩未必会造成浪费,反而会增加物资储备以应不时之需,而如果生产不足就势必造成供不应求的现象,让人们重新去过缺衣少食的日子,那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总之我们应该合理定位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应管好民生问题,至于生产不足或生产过剩,应该让市场自动调节,政府不必干预。
  解析:论证中心: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过剩
  参考问题:
  1、 只要开拓市场,刺激需求、扩大销售——会化解生产过剩;条件关系使用不当。
  市场需求仅是生产过剩的一个因素而非充分条件和唯一因素,
  2、 政府干预违背经济运行客观规律——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过剩;论据不足。
  且不说政府干预是否违背规律,因为经济规律本就需要宏观调控,所以在论据不明朗的情况下,论证有问题
  3、 生产过剩会增加物资储备,而生产不足是供不应求——支持生产过剩;因果无关。生产过剩不仅导致产品剩余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生产不足仅是相对的供不应求,还可以用其他的产品替代,两者的比较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4、政府应管好民生问题,市场自动调节—政府不必干预;不当假设。不当假设了市场问题仅由内部解决,不受外部调控。


       57.论说文:根据下述材料,写一篇700字左右的论说文,题目自拟。
  孟子曾引用阳虎的话:“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段话表明了古人对当时社会上为富为仁现象的一种态度,以及对两者关系的一种思考。
  解析:“仁”可以看作是精神财富,“富”可以看作是物质财富,当人们只注重其中某一方面的时候,都不利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可以吸收其好的东西,并加以综合,精神和物质二者并重。所以,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要同时注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社会良好健康的发展。
  参考立意:个人价值取向——精神与物质齐头并进、仁富同行
  道德价值取向——面对诱惑保持自我;重义轻利;注重精神食粮

  范文:“为富”未必“不仁”

  一提起发家致富,人们会想起“为富不仁”这句话来,旧中国,官僚、地主资本家巧取豪夺,“为富不仁”对他们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今天,也确有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其它便利条件,钻空子,捞外快,中饱私囊。这些家伙都有一副损人利己的歹毒心肠。但“为富”者是不是都“不仁”呢?我认为,“为富”与“不仁”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当今致富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条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卓越的才干,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获得丰厚的报酬;另一条是以非法行为大发昧心财。前一条致富道路是国家政策许可和提倡的,扣不上“为富不仁”的帽子,因为他们取财方式合法又合理,何“不仁”之有?我国越来越多的专业户,企业家,发明家——他们靠正当收入改善了生活,由穷变富了,能说他们“为富不仁”吗?

  “富”与“仁”并不是对立的。人类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社会,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富”和“仁”的最完善的统一。我国古代的司马迁也说过:“君子富,好行其德。”为国为民疏财济困,在封建社会也提倡,现在更不乏其人。大书法家舒同一纸千金,他用义卖所得,捐资200万元给华东师大建教学楼;香港张明敏把义演所得巨款捐给了北京亚运会。这样的人多得举不胜举,如果将“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岂不冤枉!

  时下,“好行其德”的“君子”富户越来越多。但“为富不仁”者也绵绵不绝,这使许多在正常轨道上想富的人疑虑重重,担心自己也会被人们看成“为富不仁”的“过街老鼠”。这倒大可不必。我们反对的只是不仁不义的生财之道,凡是按党的富民政策走上富裕道路的,我们不但不反对,还应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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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考资料

   “为富不仁”出之《孟子·滕文公上》,孔孟一家,都讲仁道。不过“为富不仁”不是儒家的结论,而是孟子引用鲁国正卿季桓子的一个家臣阳虎的话:“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从孟子这篇文章的上下文来看,并没有直接去批驳它的意思。学者的注释中往往也要特别注明,这里的“为”是动词,是求致的意思,在求富的过程中不能用仁义的标准来要求他,反过来也是一样。赵岐的注解说的很明白:“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既然社会允许“为富”,那就要容忍人家按自己的“道”行事。“不仁”并非是“为富”的属性,而是说人家不能按照仁道“为富”。如果我们把为富不仁理解成无商不奸,两者就成了:求富贵的人都不仁爱,施仁爱的人都不会富贵。这显然过于绝对。后来,“为富不仁”渐渐被用来指称富人唯利是图,不顾他人死活,以至于成了无商不奸的渊源,这可能是因为国人生活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长期以均贫富为理想,也与统治阶级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关,当然不能算是仇富心理的沉淀。

    其实,俗话中“亲兄弟明算账”和“为富不仁”的意思很接近,“为富”与“为仁”是两码事。一方面,既然两者各有各的规律,如果它们不按照应有的规律办事,也就达不到各自的目的。我国民间的商人历来有朋友之间可送一头牛,而生意场上不让一根针的习惯,“为仁”的情是情,“为富”的理是理。用现在的话说,竞争是残酷的,市场不相信眼泪。在企业管理中如果打不开情面,为裙带关系所累,那效率与效益肯定搞不上去。要想真正把企业做大做强,只能按市场规律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能力或者注意力的局限性,“为富”与“为仁”在同一时刻只能择其一而行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如果一心二用,两件事情都办不好。“为富”与“为仁”各自的规律决定了谁都是敷衍不得的,当各自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即使当事人想敷衍也难以两全。例如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都很难同时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只能在公平优先或者效率优先中做出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富不仁”是较早发现这种二律背反关系的版本。

 为富与为仁虽然各走各的道;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的,有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更大一些的时空范围内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使之张弛有度,在整体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孟子·滕文公上》提及它时,就是要针对“农业税”力图解决两者的冲突。在孟子之前的贡赋制度有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这几种,不管形式上怎么变化,共同的要求就是按照收入的百分之十上交“农业税”。这作为“聚”道是不能含糊的,而孟子提出的仁政就是在交纳的时间上做一些调整,乐岁多交,凶年少交。孟子反对的是固定税赋,即根据当时的粮食产量,按照“什一”的比例确定一个数字,每年不管你产多产少,就按照这个数字交,一个也不能少。如果碰到自然灾害还是这么死板,那就是不仁了。不过,采取灵活的税赋方法时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农民凶年少交之后乐岁赖账,不愿意多交或者补交。孟子给出的办法就是使人们有恒产,以此解决恒心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的“为仁”是服从和服务于“为富”的,失去了对“为富”原则的承认,孟子的“为仁”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孟子宏观上虽然是在替统治阶级说话,但是在微观上却有利于坚持以“富民”为本的政策。

按照孟子的逻辑,为富固然可以不仁,但是为富在依循自己的规律行事的时候,也不能我行我素,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反过来说,根据人们的承受能力,在不影响整体效益的情况下做出灵活的安排,更有利于实现为富之道。那么这就是更高层次上的为富,即要求人们在进行为富专一的选择,不能突破为仁的底线。这虽然不能完全算是为富与为仁的兼顾,但是在客观上提出了一个正确的为富观,即自觉接受为仁制约的,以为仁为条件的“为富”。按现代社会的标准看,正确的为富也应当是包括为仁的因素在其中的,正如温家宝最近所指出的那样,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突发事件面前为富与为仁应当有张有弛,服从大局;也应当内化为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比如客观上要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依法纳税,主观上要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注意保护环境等等。

    尽管“为富”不能再是唯利是图,但是为富的内在规律还是决定了它与为仁不是一回事,我们就不能用为仁的标准来强求它。首先,对于勤勉正当的为富者我们应当表示应有的尊重。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作为不同的客观存在各自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也应当做到“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富可以不仁,但未必不仁,不必求全责备。其次,我们要自觉地与为富者共同遵守彼此相互认可的规则。在为富的过程中,有先富后富、已富未富的区别,后富未富固然是弱者,但是不能以弱作为藐视规则的理由。相反,应当更加关注先富已富是否按照规则经营赚钱纳税,否则就应当按照规则主张“剥夺剥夺者”。再次,当我们受到为仁的惠施时,要努力通过自己的为富给予为仁者以应有的回报。回报的对象既可以是特定的捐助者,也可以是不特定的社会群体。这需要受惠者具有“恒心”,“恒心”既是感恩之心,又是立志为富的信心与决心,也体现了一种信用关系。受惠者不能认为受惠是理所当然的,把为富与为仁割裂开来,要学会通过自己的为富努力,使得为仁的事业能够得以延续,以促进社会的繁荣。

    当代首富比尔·盖茨退休时,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捐赠了出来,这是在为仁;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个能够为富的过程,拿什么进行如此慷慨的“裸捐”呢?比尔·盖茨的“裸捐”确实令人触动,不过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企业做好……改革开放刚刚30年,很多企业还很年轻,中国企业家要趁着自己年轻,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就需要我们克服“为富不仁”的偏见,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们更好更快地“为富”提供较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为富是那种既不需要用虚伪的为仁来包装、也不以善钻政策空子为能事的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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